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多次强调要以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去谋划和指导实际工作，坚持向科学技术要答案。“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1)习近平：《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求是》2020年第6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也要求各级党组织学会驾驭各种风险的本领，特别提出要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当下面对疫情的严峻考验，应进一步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深入思考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应对。对此，我们做了一番探讨，提出一些拙见。

一、从人与自然关系角度认识瘟疫灾害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理论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很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当人类经历一次次灾害后，便会引发对这种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灾害就是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对人和动植物以及生存环境造成的一定规模的祸害，灾害通常指局部，但可以扩张和发展演变成灾难。瘟疫与自然灾害有密切联系，但又区别于自然灾害。“瘟疫灾害(简称疫灾)是指由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引起的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导致的生物灾害，是人类面临的所有自然灾害中最顶级的灾害。”(2)龚胜生、谢海超、陈发虎：《2200年来我国瘟疫灾害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中国科学》2020年第4期。

灾害既是大自然的一种“发难”，又是客观世界自身矛盾运动的表现。纵观人类经历各种灾害的历史，人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灾害的不断发生，灾害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在此，需要改变以下三种偏颇的观点。

一是认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瘟疫不会或较少发生。这种想法认为，生活水平越富裕，人的抵抗力越强，瘟疫发生的可能性就越低。虽然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对经济发展程度与瘟疫灾害发生之间关系的判断有失全面。人类的基本生存与发展乃至取得的任何进步，都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持；而自然界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同时会受人类各种活动的影响。然而，并非人类社会经济发达了，各种灾害就会自然消除，如瘟疫灾害的发生既与人类活动相关，具有偶然性；又与自然界的运行有关，具有必然性。从现实层面来看，全球性瘟疫灾害一旦暴发，就会对全人类构成共同挑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倘若丧失必要的警惕而消极应对，瘟疫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必然需要全人类共同承担。

二是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仅限于经济因素。这一观点对社会发展因素的理解较为狭隘。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显然不仅限于经济因素，还应重视灾害因素的综合性影响。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不仅有传统风险，如经济危机、社会问题、战争与区域冲突等，还有突发性灾害，如汶川地震、长江特大洪灾、SARS疫情等。从现实风险角度来看，各类瘟疫灾害具有突发性、全局性和扩散性特点，其影响不比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小。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尤其是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忽视。对于我国而言，经济建设的中心就是服务人民，使命就是解决与人民切实相关的问题、减少对人民利益的损害，经济建设的基础坐标是依据权衡人民利弊得失而确定的。因此，如何积极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经济学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经济学家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视野关注疫情引发的经济问题，尤其要关心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而非局限于经济学的几个传统因素。正如列宁100多年前所强调的，“经济学家要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这方面看，否则他马上就会落后”(3)《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三是认为应对各种瘟疫灾害只能靠“防守”。我们不应只靠“防守”消极应对瘟疫灾害，而应积极探索“攻防兼顾、以攻为守”的治理思路。人与自然关系提示我们，可以通过认识灾害发生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共性与个性，尝试以积极的方式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基于此，应转变思维方式，强调“攻防兼顾”，更多在“进攻”(积极的进攻性防御)上下功夫；“以攻为守”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广义的视阈考量，这一治理思路及其具体方式也属于社会再生产大循环的领域。100多年前，马克思就认为，人类的社会再生产大循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由于时代的发展，现应扩展为六个环节：科技(创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治废(包括化废除害)。而“攻防兼顾、以攻为守”的治理思路，从个人健康来看，属于特殊消费的一部分；从疫情防控的社会效应来看，与治废环节相关。如果从更大的领域加以观察，它又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可看作广义的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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