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文艺学界，现代化发展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过探讨，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一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深的学者在整体上、根本上对现代化发展持质疑、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包括现代货币、商品、机器、产业、资本、科技等在内的现代化成果对文学艺术的作用在总体上是消极的，它们的发展从根本上阻碍、破坏和抑制文学艺术的发展。那么是不是这样？从马克思的视域出发，也许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从而得出关于它的正确结论。

有鉴于这一问题太过庞大和复杂，并且现代货币、商品、机器、产业、资本、科技等现代化成果各自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是同一系列、层面或类型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物”的理论视野中，探讨这些现代化成果的抽象形式——“物”与人的关系。然后以此为哲学依据，选取“物”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现代科技（它可以说是现代化成果的典型代表和主要象征）为例，具体探讨它与作为“人学”的文学艺术的关系。从哲学上把物与人的关系弄清楚了，现代科技与文艺的关系也就具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更为可信。进而也可以为学界探讨现代化发展与文艺的关系提供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范例。

有关物与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深刻的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物（这里往往指物质财富）的发展与人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他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晚期的《资本论》中，对这一问题也时有论及。马克思在探讨物与人的关系时，往往首先将物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而才与人自身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物的发展首先引起社会的发展甚至社会形态的更替，进而才带来人自身的发展。具体来说，各种物的表现形式如货币、商品、奢侈品、资本等，在历史上都曾经是进步的力量，它们推动了古代社会的解体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 107-108）。

在物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与人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总体趋势是，人自身随着物的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具体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人依附于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依附于人的高度不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低下，物质财富匮乏，人自身的发展也极为有限，缺乏独立性和个性；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一个阶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逐渐从对物以及他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对物以及人际关系的充分利用，使自身获得相对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在这个阶段，人的生产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发展了自己的需求、社会交往能力，构建了比较全面的社会关系，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物与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在物与人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社会的物质生产获得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并且随着社会交往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出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包括人的各种能力、独立性、个性等在内的人自身获得了充分而全面的发展（107-108）。

那么具体来说，物的发展是如何推动人自身的发展的呢？以此为基础，作为物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科技又是如何促进作家艺术家这类人的发展的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能力

马克思总是将物的发展与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随着物的发展，人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也将得到发展，这是人自身发展的重要表现。具体来说，物的发展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实现的，而它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人的劳动的发展，而人的劳动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自身也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物以及物质财富的发展水平、生产物质财富的方式决定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个人的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品质”以及“社会联系等”的发展，如果前者是落后的、狭隘的，那么后者也必然是落后的、狭隘的，反之亦然（540）。以货币为例，它的发展就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推动了人们“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精神的丰富和完善。再以资本为例，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推动了“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新机器的发明和推广，推动了劳动生产力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形态的变革、劳动者的解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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